墓志铭的写作，中国古代最常见的情况是墓主人去世之后，丧家给一定数量的财物（雅称为“润笔费”）请他人撰写，写作者完成之后交稿，丧家磨勒上石。不过，有一种极其罕见的情况，即丧家先后两次求他人为墓主撰写墓志，也就是说墓主一人有两方墓志存在。据学者统计，在上万方唐代墓志中，有28人存在两方墓志，（拜根兴：《一人两志：隋代将领王赟墓志考释——兼论王赟之子初唐名将王文度》，《史学集刊》2020年第6期，第41-51页）笔者根据阅读检索，发现北宋时期两人有两方墓志存在，其中之一是鼎鼎大名的王安石之父王益。在两方王益墓志背后，既有写作过程的曲折，似乎又有善意的“欺瞒”，值得梳理成文，以飨读者。

王益墓志撰写的过程与纠葛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宋仁宗宝元二年（1039）二月，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，权厝未葬。庆历七年（1047）十一月，官为大理评事、知鄞县的王安石着手安葬父亲，就请好友曾巩为父亲撰写墓志铭。王安石和曾巩定交于庆历元年（1041），他对曾巩的文学修养颇为赞赏，庆历三年（1043）他在给段缝书信中写道：“巩文学论议，在某交游中，不见可敌。”（王安石撰，刘成国点校：《王安石文集》卷七五《答段缝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21年，第1315页）庆历三年和五年，曾巩先后请王安石撰写了祖父曾致尧、祖母黄氏的墓志铭，所以王安石安葬父亲时，请曾巩撰写墓志铭并不意外。曾巩在写作王益墓志时候，也明确提到了撰写缘由：“吾又与安石友，故得知公事最详。其将葬也，使者以安石之述与书来请铭，遂为之铭。”（曾巩撰，陈杏珍、晁继周点校：《曾巩集》卷四四《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600页）曾巩强调，这次撰写王益墓志是好友王安石请求的结果，同时还可看出，他撰写王益墓志铭的主要参考资料，是王安石所撰写的类似行状的“述”。（王安石撰，刘成国点校：《王安石文集》卷七一《先大夫述》，第1227页）这本来不存在任何异议的事情，随着两方墓志的出土发生了重大反转。

2009年10月，在南京江宁区将军山南麓施工过程中，发现了王安石父亲王益和兄长王安仁墓，并出土了两人的墓志。王益墓志结尾处云：“安石以侔友，故来告□侔□铭。”研究者根据此线索，判断出土王益墓志撰者并非曾巩，而是孙侔，（马涛、许志强：《将军山北宋王安石家族葬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》，南京市江宁区政协教卫文体和文史委编：《江宁春秋·13》，南京：南京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39页）结论应当可信。这里问题就出现了，传世文献中王益墓志作者曾巩，被后世誉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散文成就极高；出土王益墓志作者孙侔，现在并不为人熟知。

其实，孙侔在北宋时期文坛也有一定名声，甚至还被纳入《宋史·隐逸传》当中。孙侔字少述，初名处，字正之，他和王安石相识于庆历二年（1042），二人一见如故，王安石曾经写作了一篇《送孙正之序》称：“予官于扬，得友曰孙正之。正之行古之道，又善为古文。”（王安石撰，刘成国点校：《王安石文集》卷八四《送孙正之序》，第1473页）可见王安石对孙侔的文学成就还是较为肯定的。

王益的两方墓志都是王安石向好友求得，类似情况极为罕见，为何会出现此种事情，王安石在与孙侔的通信中提供了重要线索：

某顿首：辱书，具感恩意之厚。先人铭固尝用子固文，但事有缺略，向时忘与议定。又有一事，须至别作，然不可以书传。某与子固，亦可以忘形迹矣，而正之云然，则某不敢易矣。虽然，告正之作一碣，立于墓门，使先人之名德不泯，幸矣。（王安石撰，刘成国点校：《王安石文集》卷七七《与孙侔书三（一）》，第1343页）

从“辱书，具感恩意之厚”一句可知，这是王安石与孙侔系列通信中的一封，而且是回复孙侔的书信，所以使用了这种标准回函语言。书信中，王安石开门见山，向孙侔解释，曾巩虽然撰写了他父亲的墓志，但曾巩所撰之文有两点不足：一方面是因沟通不足导致的“事有缺略”；另一方面是其中某些内容必须重新改写，即“须至别作”。既然不满意曾巩撰写的墓志铭，作为丧家的王安石如何处理，书信中有隐约显示：“而正之云然，则某不敢易矣。”所谓的不敢易，实际上反映的是原本要更换，大概是王安石因不满意曾巩撰文，去信孙侔求为父重新撰写墓志，在遭到孙侔拒绝后王安石用“某不敢易矣”附和，不再坚持替换曾巩撰写的墓志铭。虽不再替换曾巩之文，但他仍请求孙侔为父亲撰写立于墓外的墓碣，以便父亲功绩美德流芳后世。

通过上述对王安石回复孙侔书信的分析，可知王安石因不满曾巩为父亲撰写的墓志，又延请好友孙侔重新撰写，在孙侔拒绝后变换说辞，请求孙侔撰写墓碣，以便父亲功业事迹不致遗漏。之后发生的事情似乎能加以推测，孙侔在拒绝重新写作王益墓志后，答应了王安石的要求撰成墓碣，而王安石则把孙侔所撰墓碣刊石入墓，是这次南京出土的王益墓志，坚持对并不认可的曾巩所撰墓志弃而不用。

曾巩在王益墓志中已经强调，他的写作依据是王安石撰写的述文，二人的分歧究竟在何处，竟导致王安石如此坚决的“退稿”，只有把两篇文字细致对比分析才能一目了然。

曾巩撰王益墓志与王安石《先大夫述》之比较

宋人写作官员墓志，多突出他的游宦政绩、性格和德行，具体到王益墓志和《先大夫述》两篇也不例外，都是对逝者生平事迹的描述。除了整体内容缩写、句式及词语变换外，绝大多数内容是一致的，可见曾巩所谓他依据的主要材料来源于王安石的述文，绝对不是阳奉阴违的场面话。在整体一致的前提下，曾巩在王益墓志中对《先大父述》的增删和改动，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。

首先，曾巩在王益墓志中添加了四点内容。第一，增加了王益与临江军（今江西新余）长官据理力争及治理的结果。王安石记载：“为判官临江军，守不法，公遇事辄据争之以故事。”有无结果，王安石没有说明。曾巩则写道：“改临江军判官。军多诸豪大姓之家，以财力自肆，而二千石亦有所挟为不法，吏乘其然，干没无所忌。公至，以义折正二千石，使不能有所纵，以明惮吏，使不敢动摇。居顷之，部中肃然。”在王益的力争下，官吏收敛，治下肃然。第二，增加了王益在韶州治理狱讼的过程。曾巩强调：“韶居南方，虽小州，然狱讼最多，号难治。公既以才能治之有余，遂以无事。”这是王安石未提及的。第三，增加王益七子姓名及王安石上书求葬父的过程。曾巩记载：“子男七人，曰安仁，曰安道，曰安石，曰安国，曰安世，曰安礼，曰安上。女一人嫁张氏，处者二人。安石今为大理评事，知鄞县，庆历七年十一月上书乞告葬公，明年某月诏曰‘可’，遂以某月某日与其昆弟奉公之丧，葬江宁府之某县某处。”介绍的详细而清晰。第四，增加了好友王安石求铭的过程。王安石在结尾处曰：“子某等谨撰次公事如右，以求有道而文者铭焉，以取信于后世。”曾巩在撰写墓志时予以说明：“而吾又与安石友，故得知公事最详。其将葬也，使者以安石之述与书来请铭，遂为之铭其尤可哀者也。”以上内容，是王安石记载不多，而曾巩通过自己创作加以充实的。墓志中增加前两点对王益功绩的论述；第三点对王益家族成员的梳理，是基于对墓主熟悉的结果；第四点叙述撰铭的原因，为墓志铭一般的行文习惯。这些内容的加入，绝不至于引起王安石及家人的不满。

其次，曾巩在王益墓志中删省了的五点内容。一是省略了王益文干张詠，以及张詠为王益改字之事。这点王安石所记相当清楚：“公讳某，始字损之，年十七，以文干张公詠，张公奇之，改字公舜良。”二是省略了王益建安主簿任内“既数月，皆畏翕然，令赖以治”的细节，这是长官认可王益行政能力的重要体现。三是省略了王益临江军判官任内“判官滩”别称的来源。王安石强调指出：“一政吏为文书谩其上，至公辄阁。军有萧滩，号难度，以腐船度辄返，吏呼公为‘判官滩’云。”四是省略了王益在知新淦县后“三十年，吏民称说如公在”的巨大影响力。五是省略了王益知韶州时，治理韶州曾使胡瑗写入《政范》，以及地方人士交口称赞为“自岭海服，朝廷为吾置州守，未有贤公者”的重要影响。曾巩所删省的内容中，第一点是王益与北宋前期名臣张詠交往的明证，第二至五点皆为王安石对父亲仕宦过程中政治影响力的描述。

最后，在对王益“忠义孝友”的叙述过程中，曾巩对王安石提供的材料有所改动，并展示出自己撰写墓志的理念。王安石提供的素材中更为注重王益“孝友”方面，对于“忠义”的具体内容，交待不多。曾巩把王益事迹细化为家族中的私领域、仕宦期间的公领域两个方面，在处理仕宦过程中公领域事件时果敢决断、英武不屈，解决私领域家族事务时敛色下气、委曲顺承，是王益在不同身份下的不同面相。此处的书写，逻辑清晰、表意较王安石更加全面准确，当不至引起王安石和家人的反对。

综合以上，曾巩在撰写王益墓志铭的过程中，总体而言仍然多因循王安石所撰《先大夫述》中的相关文字。除此之外，增加了若干家族关系及仕宦经历的内容，这些当不会被丧家强烈质疑。同时，曾巩还对王安石提供的资料加以删改，省略了较多王益仕宦历程中的影响力，这些或为王安石在给孙侔复信中所谓的“事有缺略”及“须至别作”的部分。幸运的是，出土王益墓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加以证实的机会。

孙侔撰王益墓志铭分析

出土王益墓志铭由于风化残泐严重，不能完整释读，使得我们无法窥其全貌，相当可惜。根据已经公布录文和拓片进行考察，可知出土墓志的行文方式，与曾巩、王安石叙述王益事迹时以时间先后顺序展开有所不同。出土王益墓志铭序文可以分成四个部分：第一，简要回顾了王益家族的求铭过程：“以殿中丞求为铭，□□判事，赠……安国、安世、安礼、安上，即葬公于府南之□。”第二，先总述王益自入仕开始直到去世的本官与差遣，再细致展开其五任差遣任内的功绩与影响。叙述本官和差遣情况时称：“□进士，为建安主簿，迁临江军判官，迁大理寺……中丞□□□博士、屯田员外郎至都官以卒。”与曾巩删减王益仕宦过程中的影响力不同，孙侔展开王益五任差遣内的功绩与影响时，以王安石提供的述文为蓝本，诸如“州亦惮焉”、“县大猾上府流远方，政□以清”、“后悉服其化”、“□□能欺者，政闻中州”、“韶人至今思之，后□□□□□□倚公以治”等等，涉及王益影响力的内容无一缺略。第三，总结了王益优秀的品格并表达了英年早逝的哀伤。孙侔这样记载：“公刚简自守，而仁爱乎民。其为政机□□□□孝友，温温若无能者。十七岁游尚书张公詠门，公奇其□□字曰舜良，其知之早也。暨其卒，年四十有六，惜乎其所□□，无一见于世，命矣夫！”第四，交待了王益先世和婚姻子嗣情况：“祖讳德明，赠职方员外郎。考讳□，□卫尉寺丞。母谢氏，永安县太君。公先娶徐氏，卒。今夫□吴氏，贤而有智，公卒，男女赖其教以成。七男。长安仁登进士第，□□有学行。三女，适延平张奎、广陵朱明之、钱塘沈季长。”通过上述分析可知，出土王益墓志铭序文部分与曾巩所撰之文最大的区别，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王益仕宦过程中的影响力，这当是王安石所谓的“事有缺略”之处。

王安石强调“须至别作”的部分，可从两篇墓志铭的铭文部分对比分析入手。墓志铭撰者所撰墓志序文多依据丧家提供的素材加以删润而成，铭文则为撰者自己根据序文加以高度凝练和升华而成。曾巩撰王益墓志铭文云：“公堂有母，老不觉衰。公庭有子，仁孝而才。世所可喜，公两弃之。莫不皆死，公有余悲。”共32字，使用结构严谨的四言铭文，核心在于表达对王益英年早逝的感叹，同时强调王益母亲身体安康，子嗣品行俱佳，没有丝毫涉及仕宦历程中的政绩与影响等。孙侔所撰王益墓志铭文称：“已矣！公之年兮，孰不修。材不时尽兮，止乎一州。德在其地兮，宜归以休。公去日远兮，神焉尔留。民思不忘兮，视如其丘。”孙侔使用了适合抒发情感的骚体铭文，不但对其英年早逝表示遗憾，还对王益优秀品质加以肯定，更对其为政功绩和影响大加赞美。通过对两篇墓志铭文的对比，可以坐实王安石所谓“须至别作”者，当为王益墓志铭的铭文部分。

在王安石笔下，父亲王益虽然“卒之官不充其材”，但其仕宦过程中的政绩和影响力仍然为人称道，能展现出其兼济天下的抱负。然曾巩所撰之文，不但在序文中对王益的仕宦影响力有所省略，在画龙点睛的铭文中更是完全阙失，导致作为丧家的王安石不能满意。只有理解这一点，才能理解王安石为何要弃用曾巩所撰之文，重新邀请孙侔撰写父亲墓碣，并以墓碣刊石入墓的真正原因。

既然曾巩非常重视撰写王益墓志铭，他这样写作又有何种深意在呢？检曾巩一生所撰36方男性墓志，除了王益之外，其他人的墓志铭文皆对墓主能力、修养、品行、家世等方面加以概括，无一例外。故王益墓志铭的写作，绝对不应该是曾巩笔力不足所致。实质上，在撰成王益墓志之后，曾巩同时附寄有《祭王都官文》一篇：

维公材敏而宏，志视万里。高辞大篇，出仕天子。主簿于闽，声驾其长。清江之谋，矫矫逾壮。于韶于升，条教出己。伺公所为，万目齐视。夺奸于幽，耋吏丧胆。悍党睢睢，根柢卒斩。里讴户歌，惟茕寡独。在右惟监，在下惟属。在侧惟僚，相讲戴服。将起将昌，俞考以难。曷赴曷归，忽殒无还。公于先人，实欢实厚。至公诸子，巩辱亲友。于公家行，表里洞知。于党不校，于尊不违。出升公堂，不挠毫发。退从其私，婉婉曲折。钟山峥嵘，下惟江水。昔公此临，委蛇舄履。今子六人，葬公于此。铭巩之为，辞贫事韪。千里寄诚，以兹一簋。（曾巩撰，陈杏珍、晁继周点校：《曾巩集》卷三八《祭王都官文》，第533页）

祭文中至少表达了三层含义：第一，由开头到“曷赴曷归，忽殒无还”一句，从公领域展现了王益高水准的文化修养和为宦能力；第二，由“公于先人，实欢实厚”到“退从其私，婉婉曲折”为止，于私领域总结了王益信义孝友等突出的人格魅力；第三，由“钟山峥嵘，下惟江水”到末尾，既谦虚的表达了自己贫乏的文辞不足以表达王益的优秀，又表达了对王益去世的哀伤之情。这篇祭文声情并茂，能够和墓志序文完全照应。或可认为，由于曾巩撰写了这篇与墓志序文相照应的祭文，故墓志铭的铭文部分不必再过分重复，有可能是运用了宋代墓志铭撰写时常见的“互见”书法，这也恰能与学界总结曾巩“以史笔为墓志”的碑志文写作特点吻合。然而，曾巩这种颇为用心的构思，结果却被王安石作类似“退稿”方式的弃用，当是他始料不及的。

结语

墓主去世之后，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，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都是罕见的现象。王安石之父王益“一人二志”的个案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。一般认为，墓志碑铭文稿的形成，多为丧家延请他人完成，除了提供行状等墓主资料和润笔费用外，很少有机会参与其中。事实上，在撰者写作完成后，丧家会填补撰者预留的名讳、安葬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并认真审视，在有必要的时候会向撰者提出修改意见，直至双方达成一致为止。否则，丧家在刻石时会对撰者完成之文擅自删润修饰，甚至最终磨勒上石的是否为撰者的文稿，遽难断言。故可认为，丧家对于墓志碑铭撰写的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，但他们对刻石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。

而且，宋代“一人二志”与隋唐类似现象相比，仍有明显区别。隋唐“一人二志”皆为石刻文献，两方墓志全部刊石入墓，都是丧家认可的墓志文本，及见北宋“一人二志”是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各一，传世文献属于丧家不认可的弃用文字，从这个层面而言，宋代“一人二志”开创了丧家“退稿”撰者文字的先河，是中国古代墓志铭特殊现象中的典型案例，值得好好感悟和体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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